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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纂周易折中卷首：纲领二

此篇论易道精媪、经传义例

司马氏迁曰：《易》本隐以之显，《春秋》推见至隐。

班氏固曰：六艺之文，《乐》以和神，《诗》以正言，《礼》以明体，《书》以广听，《春秋》以断事。五者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而《易》为之原，故曰“《易》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”。言与天地为终始也。

王氏弼曰：夫《彖》者何也？统论一卦之体，明其所由之主者也。故六爻相错，可举一以明也。刚柔相乘，可立主以定也。自统而寻之，物虽众，则知可以执一御也。由本以观之，义虽博，则知可以一名举也。故举卦之名，义有主矣。“观其彖辞，则思过半矣”。一卦五阳而一阴，则一阴为之主。五阴而一阳，则一阳为之主。夫阴之所求者阳也，阳之所求者阴也。阳苟一焉，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？阴苟只焉，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？故阴爻虽贱，而为一卦之主者，处其至少之地也。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，卦体不由乎爻也。繁而不优乱，变而不忧感，约以存博，简以济众，其唯《彖》乎！

夫爻者何也？言乎变者也。变者何也？情伪之所为也。是故“情伪相感”，远近相追，“爱恶相攻”，屈伸相推。“非天下之至变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！”是故卦以存时，爻以示变。

夫卦者时也，爻者适时之变者也。时有否泰，故用有行藏。卦有小大，故辞有险易。一时之制，可反而用也。一时之吉，可反而凶也。故卦以反对，而爻亦皆变。寻名以观其吉凶，举时以观其动静，则一体之变，由斯见矣。夫应者，同志之象也；位者，爻所处之象也；承、乘者，逆顺之象也；远近者，险易之象也；内外者，出处之象也；初上者，终始之象也。故观变动者存乎应，察安危者存乎位，辨逆顺者存乎承、乘，明出处者存乎内外。远近终始，各存其会；辟险尚远，趣时贵近。比、复好先，乾、壮恶首。吉凶有时，不可犯也。动静有适，不可过也。犯时之忌，罪不在大。失其所适，过不在深。现爻思变，变斯尽矣。

夫象者，出意者也；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以现象。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，象以言著。故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。象者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。存言者，非得象者也；存象者，非得意者也。象生于意而存象焉，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。言生于象而存言焉，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。然则忘象者，乃得意者也；忘言者，乃得象者也。爻苟合顺，何必坤乃为牛？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？而或者定马于乾，案文责卦，有马无乾，则伪说滋漫，难可纪矣。互体不足，遂及卦变。变又不足，推致五行。一失其原，巧喻弥甚。纵复或值，义无所取。盖存象忘意之由也。忘象以求其意，义斯见矣。

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，又《系辞》但论三五、二四同功异位，亦不及初上，何乎？唯《乾》上九《文言》云“贵而五位”，《需》上六云“虽不当位”。若以上为阴位邪？则《需》上六不得云“不当位”也。若以上为阳位邪？则乾上九不得云“贵而无位”也。阴阳处之，皆云非位，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。然则初上者，是事之终始，无阴阳定位也。故乾初谓之“潜”，过五谓之“无位”，未有处其位而云“潜”，有位而云“无”者也。历观众卦，尽亦如之。初上无阴阳定位，亦以明矣。位者，列贵贱之地，待才用之宅也。爻者，守位分之任，应贵贱之序者也。位有尊卑，爻有阴阳。尊者阳之所处，卑者阴之所履也。故以尊为阳位，卑为阴位。去初上而论位分，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？二四各在一卦之下，亦何得不谓之阴位？初上者，体之终始，事之先后也。故位无常分，事无常所，非可以阴阳定也。尊卑有常序，终始无常主，故《系辞》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，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。然事不可无终始，卦不可无六爻，初上虽无阴阳本位，是终始之地也。统而论之，爻之所处则谓之位。卦以六爻为成，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。

凡《彖》者，统论一卦之体者也。《象》者，各辩一爻之义者也。故《履》卦六三为兑之主，以应于乾；成卦之体，在斯一爻。故《彖》叙其应，虽危而亨也。《象》则各言六爻之义，明其吉凶之行。去六三成卦之体，而指说一爻之德，故危不获亨而见咥也。《讼》之九二，亦同斯义。一卦之体，必由一爻为主，则指明一爻之美，以统一卦之义，《大有》之类是也。卦体不由乎一爻，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，《丰》卦之类是也。

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，王氏通曰：卦也者，著天下之时也。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动也。趋时有六动焉，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。收曰：敢问六爻之义。曰：六者非它也，三才之道？谁能过乎？

孔氏颖达曰：《易》者，变化之总名，改换之殊称。自天地开辟，阴阳运行，寒暑迭来，日月更出，孚萠庶类，亭毒群品，新新不停，生生相续，莫非资变化之力，换代之功。然变化运行，在阴阳二气，故圣人初画八卦，设刚柔两画，象二气也。布以三位，象三才也。谓之为《易》，取变化之义。郑康成作《易赞》及《易论》云：《易》一名而含三义，易简，一也；变易，二也；不易，三也。崔觐、刘贞简等并用此义。云易者谓生生之德，有义简之义。不易者，言天地定位，不可相易。变易者，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。周简子云：不易者，常体之名；变易者，相变改之名。故今之所用，同郑康成等。作《易》所以垂教者，孔子曰：上古之时，人民无别，群物未殊，未有衣食器用之利，伏牺乃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中观万物之宜，于是始作八卦，“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。故《易》者，所以断天地，理人伦，而明王道，是以画八卦。建五气，以立五常之行。象法乾坤，顺阴阳，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。度时制宜，作为“罔罟”“以佃以渔”，以赡民用，于是人民乃治，君亲以尊，臣子以顺，群生和洽，各按其性，此其作《易》垂教之本意也。

乾坤者，阴阳之本始，万物之祖宗，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。离为日，坎为月，日月之道，阴阳之经，所以始终万物，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，《咸》、《恒》者，男女之始，夫妇之道，人道之兴，必由夫妇，所以奉承祖宗，为天地之主，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，《既济》《未济》为最终者，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。

周子曰：圣人之精，画卦以示；圣人之蕴，因卦以发。卦不画，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；微卦，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。《易》何止五经之原，其天地鬼神之奥乎！

邵子曰：天变而人效之，故“元亨利贞”。《易》之变也，人行而天应之，故“吉凶悔吝”。《易》之应也，以“元亨”为变，则“利贞”为应。以“吉凶”为应，则“悔吝”为变。元则吉，吉则利应之。亨则凶，凶则应之以贞。悔则古，吝则凶，是以变中有应，应中有变也。变中之应，天道也，故元为变，则亨应之；利为变，则应之以贞。应中之变，人事也，故变则凶，应则吉，变则吝，应则悔也。悔者吉之先，而吝者凶之本，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。

易有意象，立意皆所以明象。统下三者，有言象，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；有像象，拟一物以明意；有数象，“七日”“八月”“三年”“十年”之类是也。

张子曰：大《易》不言有无，言有无，诸子之陋也。

《易》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故撰德于卦，虽爻有小大，及系辞其爻，必告以君子之义。

程子曰：有理而后有象，有象而后有数。得其义，则象数在其中矣。必欲穷象之隐微，尽数之毫忽，乃寻流逐末，术家之所尚，非儒者之所务也，管辂、郭璞之学是也。

理无形也，故因象以明理。理见乎辞矣，则可由辞以观象。故曰：得其义，则象数在其中矣。

看《易》且要知时，凡六爻人人有用，圣人自有圣人用，贤人自有贤人用，众人自有众人用，学者自有学者用，君有君用，臣有臣用，无所不通。

大抵卦爻始立，义既具，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。如《春秋》前既立例，到后来书得全别，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。若依前例观之，殊失之也。

作《易》者，自天地幽明，至于昆虫草木之微，无一而不合。

阴之道，非必小人也，其害阳则小人，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。利非不善也，其害义则不善也，其和义则非不善也。

《传序》云：《易》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其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通幽明之故，尽事物之情，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。圣人之忧患后世，可谓至矣。去古虽远，遗经尚存。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，后学诵言而忘昧。自秦而下，盖无传矣。予生千载之后，悼斯文之湮晦，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，此《传》所以作也。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，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吉凶消长之理，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，推辞考卦，可以知变，象与占在其中矣。“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”得其辞，不达其意者有矣。未有不得于辞，而能通其意者也。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，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观会通以行其典礼，则辞无所不备。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，易于近者，非知言者也。予所传者辞也。由辞以得其意，则在乎人焉。

《易》之为书，卦爻彖象之义备，而天地万物之情见，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。先天下而开其物，后天下而成其务。是故极其数，以定天下之象；著其象，以定天下之吉凶。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所以顺性命之理，尽变化之道也。散之在理，则有万殊；统之在道，则无二致。所以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”。“太极”者道也，“两仪”者阴阳也。阴阳一道也，“太极”无极也。万物之生，“负阴而抱阳”，莫不有太极，莫不有两仪，絪緼交感，变化不穷，形一受其生，神一发其智，情伪出焉，万绪起焉，《易》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。故《易》者，阴阳之道也；卦者，阴阳之物也；爻者，阴阳之动也。卦虽不同，所同者奇偶。爻虽不同，所同者九六。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，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。远在六合之外，近在一身之中。暂于瞬息，微于动静。莫不有卦之象焉，莫不有爻之义焉。至哉《易》乎！其道至大而无不包，其用至神而无不存。时固未始有一，而卦亦未始有定象。事固未始有穷，而爻亦未始有定位。以一时而索卦，则拘于无变，非易也。以一事而明爻，则窒而不通，非易也。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，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，亦非易也。故得之于精神之运，心术之动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然后可以谓之知《易》也。虽然，《易》之有卦，易之已形者也。卦之有爻，卦之已见者也。已形已见者，可以言知。未形未见者，不可以名求。则所谓《易》者果何如哉？此学者所当知也。

朱子曰：《汉书》“易本隐以之显，《春秋》推见至隐”。易与《春秋》，天人之道也。《易》以形而上者，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。《春秋》以形而下者，说上那形而上者去。

问：《易》有“交易”，“变易”之义如何？曰：“交易”是阳交于阴，阴交于阳，是卦图上底，如“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”云云者是也。“变易”是阳变阴，阴变阳，老阳变为少阴，老阴变为少阳，此是占筮之法，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。

《易》是阴阳屈伸，随时变易，大抵古今有大阖辟，小阖辟，今人说《易》都无著摸，圣人便于六十四卦，只以阴阳奇偶写出来，至于所以为阴阳，为古今，乃是此道理。

圣人作《易》之初，盖是仰观俯察，见得盈乎天地之间，无非一阴一阳之理。有是理，则有是象。有是象，则其数便自在这里。非特河图、洛书为然，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。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。卦画既立，便有吉凶在里。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，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。长者便为主，消者便为客。事则有当否之或异，当者便为善，否者便为恶。即其主客、善恶之辨，而吉凶见矣。故曰“八卦定吉凶”。吉凶既决定而不差，则以之立事，而大业自此生矣。此圣人作《易》，教民占筮，而以开天下之愚，以定天下之志，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。自伏牺而下，但有此六画，而未有文字可传。到得文王、周公，乃系之以辞。故曰“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”、大率天下之道，只是善恶而已，但所居之位不同，所处之时既异，而其几甚微，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，所以圣人因占筮之法以晓人，使人居则观象玩辞，动则观变玩占，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。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，其所言虽不同，其辞虽不可尽见，然皆太卜之官掌之，以为占筮之用。自伏牺而文王周公，虽自略而详，所谓占筮之用则一。盖即占筮之中，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，便在里了。故其法若粗浅，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。虽是有定象，有定辞，皆是虚说此个地头，合是如此处置，初不黏著物上。故一卦一爻，足以包无穷之事，此所以见《易》之为用，无所不该，无所不遍，但看人如何用之耳。易如镜相似，看甚物来。都能照得。如所谓“潜龙”，只是有个“潜龙”之象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看甚人来都使得。孔子说作龙德而隐，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。然会看底，虽孔子说也活，也无不通。不会看底，虽文王周公说底也死了。须知得他是假托说，是包含说。假托，谓不惹著那事。包含，是说个影像在这里，无所不包。

易之有象，其取之有所从，其推之有所用，非苟为寓言也。然两汉诸儒，必欲究其所从，则既滞泥而不通。王弼以来，直欲推其所用，则又疏略而无据。二者皆失之一偏，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。且以一端论之，乾之为马，坤之为牛，《说卦》有明文矣。马之为健，牛之为顺，在物有常理矣。至于案文责卦，若《屯》之有马而无乾，《离》之有牛而无坤，《乾》之六龙，则或疑于震，坤之“牝马”，则当反为乾，是皆有不可晓者。是以汉儒求之《说卦》而不得，则遂相与创为互体、变卦、五行、纳甲、飞伏之法。参互以求，而幸其偶合。其说虽详，然其不可通者，终不可通。其可通者，又皆傅会穿凿，而非有自然之势。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，为若可信，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，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，则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，而欲必得之哉！故王弼曰：义苟应健，何必乾乃为马；爻苟合顺，何必坤乃为牛？而程子亦曰：理无形也，故假象以显义。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，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，则至矣。然观其意又似直以《易》之取象，无复有所自来，但如《诗》之比兴，孟子之譬喻而已。如此则是《说卦》之作，为无所与于易。而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”者，亦剩语矣。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，因窃论之，以为《易》之取象，固必有所自来，而其为说，必已具于太卜之官，顾今不可复考，则姑阙之。而直据辞中之象，以求象中之意，使足以为训戒，而决吉凶。如王氏、程子与吾《本义》之云者，其亦可矣。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来，然亦不可直谓假设，而遽欲忘之也。

《易》之象似有三样：有本画自有之象，如奇画象阳、偶画象阴是也；有实取诸物之象，如乾坤六子，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；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，如“白马翰如”、“载鬼一车”之类是也。

易有象辞，有占辞，有象占相浑之辞。

问：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，如何？曰：伊川说阴阳奇偶，岂容无也？《乾》上九“贵而五位”。《需》上六不当位，乃爵位之位，非阴阳之位，此说最好。

《易》只是为卜筮而作，故《周礼》分明言太卜掌三《易》：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。古人于卜筮之官，立之凡数人。秦去古未远，故《周易》亦以卜筮得不焚。今人说《易》是卜筮之书，便以为辱累了易。见夫子说许多义理，便以为《易》只是说道理，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，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。今人却道圣人言理，而其中固有卜筮之说，他说理后，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？

上古之时，民心昧然，不知吉凶之所在。故圣人作《易》，教之卜筮，使吉则行之，凶则避之。此是开物成务之道。故《系辞》云：“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业，以断天下之疑”，正谓此也。初但有占而无文，往往如今之环环相似耳。今人因《火珠林》起课者，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辞，则知古者之占，往往不待辞而后见吉凶。至文王周公，方作彖爻之辞，使人得此爻者，便观此辞之吉凶。至孔子，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，故又复逐爻解之。谓此爻所以吉者，谓以中正也。此爻所以凶者，谓不当位也。明明言之，使人易晓耳。至如《文言》之类，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，非是圣人作《易》，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。须见圣人本意，方可学易。

圣人作易，本是使人卜筮，以决所行之可否，而因之以教人为善。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，与人臣言依于忠者。故卦爻之辞，只是因依象类，虚设于此，以待叩而决者，使以所值之辞，决所疑之事。似若假之神明，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。理无不正，故其丁宁告戒之辞，皆依于正。天下之动，所以正夫一，而不谬于所之也。

卦爻之辞，本为卜筮者断吉凶，而因以训戒。至《彖》、像》、《文言》之作，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，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。后人但见于孔子所说义理，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。因鄙卜筮为不足言，而其所以言《易》者，遂远于日用之实，类皆牵合委曲，偏主一事而言，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。若但如此，则圣人当时，自可别作一书，明言义理，以诏后世。何用假托卦象，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？

大抵《易》之书，本为卜筮而作，故其辞必根于象数，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。其所劝戒，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，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。近世言《易》者，殊不如此，所以其说虽有义理，而无情意。虽大儒先生，有所不免。比因玩索，偶幸及此，私窃自庆，以为天启其衷，而以语人，人亦未见有深晓者。

《易》中都是贞吉，不曾有不贞吉；都是利贞，不曾说利不贞。如占得《乾》卦，固是大亨，下则云“利贞。盖正则利，不正则不利。至理之权舆，圣人之至教，寓其间矣。大率是为君子设，非小人盗贼所得窃取而用。

蔡氏元定曰：天下之万声，出于一阖一辟。天下之万理，出于一动一静。天下之万数，出于一奇一偶。天下之万象，出于一方一圆。尽起于乾坤二画。

许氏衡曰：初，位之下，事之始也，以阳居之，才可以有为矣。或恐其不安于分也，以阴居之，不患其过越矣。或恐其软弱昏滞，未足以趋时也。大抵柔弱则难济，刚健则易行。或诸卦柔弱而致凶者，其数居多。若总言之，居初者，易贞。居上者，难贞。易贞者，由其所适之道多。难贞者，以其所处之位极。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，而上每有不可救者。始终之际，其难易之不同盖如此。

二与四，皆阴位也：四虽得正，而犹有不中之累，况不得其正乎？二虽不正，而犹有得中之美，况正而得中者乎？四，近君之位也。二，远君之位也。其势又不同。此二之所以“多誉”，四之所以“多惧”也。二中位，阴阳处之，皆为得中。中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之谓。具才若此，故于时义为易合。时义既合，则吉可断矣。

卦爻六位，惟三为难处。盖上下之交，内外之际，非平易安和之所也。

四之位近君，“多惧”之地也。以柔居之，则有顺从之美。以刚居之，则有僭逼之嫌。然又须问，居五者，阴邪阳邪？以阴承阳，则得于君而势顺。以阳承阴，则得于君而势逆。势顺则无不可也，势逆则尤忌上行，而凶咎必至。以阳承阳，以阴承阴，皆不得于君也。然阳以不正而有才，阴以得正而无才，故其势不同。有才而不正，则贵于寡欲，故乾之诸四，多得免咎。无才而得正，则贵乎有应，故艮之诸四，皆以有应为优，无应为劣。独坤之诸四，能以柔顺处之，虽无应援，亦皆免咎。此又随时之义也。

五，上卦之中，乃人君之位也。诸爻之德，莫精于此。能首出乎庶物，不问何时，克济大事。《传》谓五“多功”者此也。

上，事之终，时之极也。其才之刚柔，内之应否，虽或取义，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。是故难之将出者，则指其可由之方。事之既成者，则亦以可保之道。义之善或不必劝，则直云其吉也。势之恶或不可解，则但言其凶也。质虽不美，而冀其或改焉，则犹告之。位虽处极，而见其可行焉，则亦谕之。大抵积微而盛，过盛而衰，有不可变者，有不能不变者。《大传》谓“其上易知”，岂非事之已成乎？

胡氏一桂曰：上下体虽相应，其实阳爻与阴爻应，阴爻与阳爻应，若皆阳皆阴，虽属相应之位，则亦不应矣。然事固多变，动在因时，故有以有应而得者，有以有应而失者，亦有以无应而吉者，有以无应而凶者，斯皆时事之使然，不可执一而定沦也。至若《比》五以刚中，上下五阴应之；《大有》五以柔中，上下五阳应之；《小畜》四以柔得应，上下五刚亦应之，又不以六爻之应例沦也。

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，此《易》之大略也。此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，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，斯易之变，不可滞于常例。

胡氏炳文曰：《易》卦之占，亨多，元亨少。爻之占，吉多，元吉少。元亨，大善而亨。元吉，大善而吉也。人之行事，善百一，大善千一，故以元为贵。然兹事也，请论心之初。善不善，皆自念虑之微处，充之即是。此善之最大处，盖有一毫之不善，非元也。有一息之不善，非元也。

吴氏澄曰：时之为时，莫备于《易》。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。夫子《传》六十四《彖》，独于十二卦发其凡，而赞其时与时义、时用之大，一卦一时，则六十四时不同也。一爻一时，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。始于《乾》之《乾》，终于《未济》之《未济》，则四千九十六时，各有所值。引而伸，触类而长，时之百千万变无穷，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，则一而已。

薛氏瑄：六十四卦，只是一奇一偶。但因所遇之时，所居之位不同，故有无穷之事变。如人只是一动一静，但因时位不同，故有无穷之道理。此所以为《易》也。

蔡氏清曰：《乾》卦卦辞，只是要人如《乾》。《坤》卦卦辞，只是要人如《坤》，至如《蒙》、《蛊》等卦，则又须反其义。此有随时而顺之者，有随时而制之者。易道只是时。时则有此二义，在学者细察之。

周公之系爻辞，或取爻德，或取爻位，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，又或兼取应爻，或取所承、所乘之爻。有承、乘、应与时位兼取者，有仅取其一二节者，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。大概不出此数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