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明）高攀龙-”东林八君子”之一

高攀龙（1562年 1626年），字存之，又字云从，南直隶无锡（今江苏无锡）人，世称“景逸先生”。明朝政治家、思想家，东林党领袖，“东林八君子”之一。著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等。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中进士。后遇父丧归家守孝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。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高攀龙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，被贬广东揭阳典史。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高攀龙辞官归家，与顾宪成兄弟复建东林书院，在家讲学二十余年。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高攀龙重获起用，被任命为光禄寺丞。历任太常少卿、大理寺右少卿、太仆卿、刑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，诬告高攀龙等人**，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。该年三月，高攀龙不堪屈辱，投水自尽，时年六十四岁。崇祯初年（1628年），朝廷为高攀龙**，赠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，谥“忠宪”。人物生平早年经历高攀龙，字存之，号景逸，江苏无锡人。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，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，高攀龙排行第二，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。高攀龙自幼好读书懂礼仪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，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，高攀龙受其影响，开始潜心研究“程朱理学”，确定了治学方向。 [2-3] 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，高攀龙中进士。不久后高静逸去世，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。初入官场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高攀龙服丧期满，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，执掌传圣旨、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。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，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，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，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《读书录》，赞赏其“一字不可轻与人，一言不可轻许人，一笑不可轻假人”的处世态度。高攀龙还编写了《日省编》，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《大学》章句之下，作为初学者的指南。又将有关儒、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《崇正编》，以**王阳明“心学”所提倡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主张。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著述的《大学初义》，诋毁程朱之学，并请求颁行天下。高攀龙极力反对，上疏驳其荒谬。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。贬官外放这一时期，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，朝中党派纷争、宦官横行，致使政务混乱，国力日衰。高攀龙随即上《今日第一要务疏》，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，首先必须正本，其次要“除刑戮”、“举朝讲”、“用谏臣”、“发内帑”，革新政治。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。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侍郎赵用贤、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，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。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，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，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，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，应予罢免。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，言辞狂妄近乎荒诞。部院提请轻罚二人，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。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，在船上就订立严规，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，不被外界干扰。到揭阳后，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，培养了不少学生。还四处察**情吏弊，惩治地方恶霸。高攀龙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，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。归家讲学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二月，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，不久遭遇亲人病故，于是不再出仕。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，虽有言官多次推荐，但皇帝并不理会。高攀龙在漆湖之畔（今蠡湖东岸）建造一座“水居”，取名“可楼”，作为自己读书**的场所。除刻苦钻研外，高攀龙还参与讲学，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。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，交谊颇深。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，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，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，并每年举行“东林大会”。初由顾宪成主持，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，直至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书院被拆毁为止。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，提起高、顾都是一致称赞。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，裁量人物。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，纷至沓来。在朝的李三才、赵南星、邹元标、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，遥相应和。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。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，诬之为“东林党”，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。复起为官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七月，神宗去世，皇太子朱常洛即位，是为明光宗。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，长子朱由校即位，是为熹宗。熹宗即位后，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。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，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又进封为光禄少卿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正月，关外重镇广宁（今辽宁北镇）失陷，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。消息传来，朝野震惊，人心惶惶。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，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。他在《破格用人疏》中提出要破格用人，加强战守之备，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，负责处理战事。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。孙承宗也不负众望，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，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四月，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（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），要求惩治郑养性、李如桢、崔文升等人。奏疏上达，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，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。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，高攀龙也引《春秋》典故归罪方从哲。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，被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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